早晨起来就听得微群里噼啪乱响，哥哥姐姐四处开玩笑说五四是不是也应该继续过瘾放天假，微圈里也有进步人士提醒我们这个不能忘却的革命，是啊，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五四是一个重大的纪念日，五一到五四连放四天无可厚非，晚上，南方的这个城市按照惯例下了一场夜雨，下楼喝了碗皮蛋粥，回来时已然湿身，贱人就是矫情。
五四前夜被煽动的学生召开会议，有两派意见，一派主张守法游行，一派则主张暴力，揍政府官员，烧曹汝霖(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)的私宅(赵家楼)。结果激进派占了上风，所以学生事先就准备了汽油、火柴等；还收集了曹汝霖等三名官员的照片，准备殴打，甚至暗杀。北师大学生匡互生是主张暴力的主要干将，他砸开曹家窗户，跳进去打开大门，据当事人回忆，当时保护曹宅的28名全副武装的巡警，自动取下刺刀，退出枪弹，因当局下令，对学生示威”要文明对待”。学生涌进之后，把曹家砸了个稀巴烂，看到瓷器、字画、家具等都被砸毁，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不要砸，东西可拿走，但进步的学生把蚊帐、字画、书信等堆到一起，放了一把火，把曹家烧了。
赵家楼是中西合璧建筑，分三个大院，五十多房间，楼堂亭榭，参差错落，一把大火，把这片民宅给彻底毁掉了，学生们不仅打砸烧，还把正在曹家的外交官章宗祥拖出来群殴，甚至用砖头砸他，打得浑身是血。据后来验伤，章身上有几十处受伤，并被打成脑震荡。
面对如此侵入私宅、砸烧住房、打人致伤的违法行为，梁漱溟等呼吁法治，强调“打伤人是现行犯”，即使那些政府官员罪大恶极，但在罪名未成立时，仍不可被”侵犯、施暴”，”如果不坚守法治底线，将来损失更大”。但梁的法治呼声，完全被五四激进领袖陈独秀的革命口号压倒，陈不仅赞许学生的做法，甚至以全体北京市民的名义，要求解散政府机构，直接号召在法律体制之外的暴民运动，结果在这种“爱国知识分子”的舆论压力下，北洋政府向他们“道歉”，并且把被捕学生请出监狱，在爆竹、军乐和欢呼声中成了英雄。
火烧赵家楼，其核心就是群己权界论(On Liberty)所提到的到暴力和权利、群体与个人的价值取向。其根本核心就是是否可以在“善”的名义下，可以剥夺、践踏个体的权利，甚至暴力。近代世界史上的大事件，比如法国大革命、斯大林的暴政，全都是在这种理论下发生的。
以目标正确的名义，剥夺他人权利，践踏个体生命和自由，这就是我们占主体的理论和实践，即在“爱国”“为人民”的名义下做着相反的事情， “火烧赵家楼”开启了我们以“爱国”名义剥夺个体权利、以“人民”、“正义”的名义实行暴力的历史，直到今天，“爱国”更是最为堂皇而衷高举的旗帜，是我们国人热血沸腾的春药。
“火烧赵家楼”烧出一片人道主义荒漠，也造就了爱国贼的春天。